小麦波音

万 里 长 征，基 本 靠 窜

八 年 抗 战，基 本 靠 看

三 年 内 战，基 本 靠 间

巩 固 政 权，基 本 靠 斩

阶 级 仇 恨，基 本 靠 煽

统 治 人 民，基 本 靠 骗

大 国 外 交，基 本 靠 献

小 国 外 交，基 本 靠 散

国 际 纠 纷，基 本 靠 劝

常 任 投 票，基 本 弃 权

朝 核 问 题，基 本 靠 谈

解 放 台 湾，基 本 靠 喊

大 小 运 动，基 本 不 断

各 项 罪 名，基 本 靠 安

人 民 认 罪，基 本 靠 坦

百 姓 粮 食，基 本 外 援

百 姓 生 存，基 本 不 管

人 民 日 报，基 本 靠 编

新 闻 联 播，基 本 靠 演

政 府 报 告，基 本 靠 念

反 腐 倡 廉，基 本 靠 换

政 策 灵 活，基 本 靠 变

丑 恶 家 史，基 本 靠 掩

政 府 大 楼，基 本 重 建

山 村 学 校，基 本 靠 捐

申 奥 成 功，基 本 靠 钱

绿 色 奥 运，基 本 靠 电

各 种 资 源，基 本 靠 占

百 姓 想 要，基 本 靠 边

各 项 大 权，基 本 独 揽

民 主 党 派，基 本 在 玩

各 种 经 费，基 本 靠 摊

城 市 规 划，基 本 靠 圈

拆 迁 改 造，基 本 靠 拳

城 管 执 法，基 本 靠 端

形 象 工 程，基 本 普 遍

自 然 环 境，基 本 污 染

住 房 价 格，基 本 翻 翻

物 价 上 涨，基 本 不 断

官 员 生 活，基 本 改 善

百 姓 收 入，基 本 不 变

实 现 小 康，基 本 靠 盼

人 民 要 权，基 本 免 谈

共 产 主 义，基 本 扯 蛋

1.给我做三下俯卧撑，我也能推动地球。——阿基米得

2.如果我曾经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比别人多做了三下俯卧撑。——牛顿

3.做俯卧撑时运动速度大小，取决于你选取的参照物。——爱因斯坦

4.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三个俯卧撑。——爱迪生

5．俯卧撑即合理。——黑格尔

6．做俯卧撑还是立卧撑，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

7．俯卧撑尚未完成，同志们仍需努力。——孙中山

8．我撑故我在。——笛卡尔

9．俯卧撑已经做三下了，胜利还会远吗？——雪莱

10．世界上本来是没有路的，做俯卧撑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

11．做自己的俯卧撑，让别人说去吧！——但丁

12．我有一个梦想，有这麽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马丁.路德.金

13．俯，我所欲也；撑，亦我所欲也！——孟子

14．轻轻的我撑起来了，正如我轻轻地俯下，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尘土！——徐志摩

政权最独，政策最损。衙门最黑，官员最贪。

经济最虚，文化最烂。外交最弱，军事最熊。

房价最高，医药最贵。教育最差，就业最难。

犯罪最凶，假货最多。污染最重，环境最劣。

工人最苦，农民最穷，学生最累，股民最惨。

一、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在前两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 鲁格曼先生做了一个让中国人疑惑不已却又不寒而栗的设问：下一个是中国吗？他的意思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之后，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了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二、权贵资本用政治手段强行掠夺弱势阶层、竭泽而渔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1997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1997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以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

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着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着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吧！我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1997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2002年的3000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地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九十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耳。九十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1998年起，政府已经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70％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1999年开始到2001年7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1999年6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数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1999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2000亿元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2001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1999年的900亿达到2330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1900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着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其它前五百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420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六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尽管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而且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40％以上、在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7％以上、8％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不是向上，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1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6.6％，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三、假象背后是被掩盖的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7％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1.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了。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钢性开支增长，从1997年开始，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1997年到2001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200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2.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20％，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26％，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人们普遍猜测，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93％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然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但其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却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10％，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3.权力资本突击圈钱、洗劫民间财富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二十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九十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指朱熔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些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地被他们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这些“清官”将带着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4.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地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 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而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地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地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着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将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1949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80％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的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不自由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正常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贪污和腐败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规制的伪市场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一边长期承受高失业率的折磨，另一边却安然接纳大规模的腐败。在中国，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者本身就互为因果。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权力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的苦难，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阶级正在用可怕的虚妄来压抑这些人的正当诉求。  

退一步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贫困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勇敢的承担起维护他们尊严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而财政的困窘所导致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无疑会使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换句话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实质性好转的希望。中国贫困人口的比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判断，从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对增量财富的争夺转移到对存量财富的争夺，这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许多对中国现实生活比较敏锐的人们，早就感受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大幅矫正中国改革极度扭曲的分配机制，从而重塑中国的改革动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经典。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对这种信号缺乏应有的警觉。这与中国渐进改革一路走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与经济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这被通俗的叫做：发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增长速度就没有合法性，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为：没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没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幼稚的执政思路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明显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推测，在下一个阶段的存量财富的争夺中，还会不断有人成为权力资本的牺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个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一个以垄断权力为基础的掠夺体制是很难自我约束的。对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明乎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如果将现在的中国嵌入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个数量庞大但困苦不堪的农民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内陆，几个以外国资本为主但却占据了GDP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在城市栖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动，一个仅仅代表官僚和官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结构，一个被深入骨髓的腐败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财政体系。这个奇特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而这个组合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和冲突，正是中国上一个世纪屡屡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每一个时代的大众都总是以为自己在开创全新的未来，但经常，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历史。想要挣脱历史的宿命，人们就必须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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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

转自北风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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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就職演說全文

北风 @ 2008-5-20 13:00:59 阅读(3089) 引用通告 分类: 醉眼看天下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最後，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国务院公告：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哀悼，这是历史，为平民

我相信老罗，所以在这儿捐了。支付宝，让网人做善事简单了许多，点几下鼠标全都搞定。希望看到这帖的你也能积极参加，钱不在多少，有心为灾区的人出份力就好，我们是一家人！

update:

为灾区捐款的支付宝账号是：huangbincn@hotmail.com。帐号持有人姓名是：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强烈建议大家使用支付宝的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功能，使善款即时到帐，发挥作用。

（支付宝具体使用方法：在支付宝www.alipay.com的页面用你的帐号登录后，点击“我要付款”，在“即时到帐付款”页面，选择“直接给亲朋好友付钱”，然后点“下一步”，在新的页面按照提示填写帐号及其他信息即可。请捐款前确认账户中有足够余额。）

PayPal捐款帐号也是：huangbincn@hotmail.com，用户名是Bin Huang（不过好像不用填）。由于涉及到外币兑现的问题，折合成人民币提现的时候会有汇率损失。另外，根据上次捐款的经验，PayPal结算时从海外转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请海外的朋友们尽早捐款。

接受捐款的银行账号：1101 0299 8013 0459 030，

户名：黄斌（联系电话13911827749）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中关村支行营业部。

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会在到四川安排好之后再公布。

 下面两点是看了大家的留言后想说的：

1.如果活动被“叫停”，善款是不可能留作牛博慈善基金的，叫停方肯定不会允许，这是不以捐款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所以到时候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回给个人，要么转给官方的慈善机构，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在这方面伤脑筋了。

2.我们到了四川之后，会根据实际了解到的现场情况来做相应的调整，如果救援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资缺乏，而是物资运不进去，那就留着钱将来做灾后重建，总之不会一腔热情乱花钱，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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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初稿）

捐赠人：所有自愿捐款捐物的网友

组织者：北风、陈晓卿、冯唐、关军、韩寒、黄章晋、李海鹏、连岳、莫之许、钱烈宪、宋石男、王老板、王小山、张立宪、张晓舟（以上按姓氏拼音打头字母排序）、罗永浩（牛博网总编辑，本次活动的负责人）、黄斌（牛博网CTO）、黄斌（另一个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

受益人：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接收捐款的银行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开户行：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捐款的支付宝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海外捐款的PayPal账号：5月14日中午公布

接收捐物的地址、联系方式及负责人：5月14日中午公布

规则：

一、当你向上述帐户汇款或上诉地址捐物时，表示你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方案，视为你已经同组织者达成捐赠协议。

二、截至2008年7月31日，我们会将所有捐款及捐赠物资转予受益人。 

三、每次发放的捐赠钱物额度会由以上十几位组织者根据灾区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决定。

四、我们在四川前线的人员将尽力及时在牛博网上公布受到捐助的受益人名单，如果灾区的形势不容如数登记、全面统计，前线人员会在事后在牛博网做出说明，并尽量留存影音资料备查。

五、受益人可自由支配获得的捐款或赠物。

阳光保障措施：

一、黄斌（老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保管捐款帐户存折，保证不将该存折交给他人，并定期公布接收捐款的金额（公布频率不少于七天一次）。

二、冯唐掌握捐款帐户密码，并保证不将自己掌握的折卡密码泄露给他人。

三、我们承诺仅在三名以上的组织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方可提款。

四、我们承诺捐款帐户提出的款项将仅用于捐助四川汶川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受灾群众。

五、取款及向受益人捐赠钱物的过程，由律师或是媒体记者见证。

撤销捐赠的流程：

一、捐赠人在捐款后一个月内有权撤销捐赠。

二、要求撤销捐赠的，需要提交汇款凭证原件供组织者或组织者指定的人士查验。

三、核实汇款信息属实后半个月内，组织者将相应的款项退还给原汇款人（退款时，收款人、收款帐号为原汇款人、原汇款帐号）。 

几点补充：

1. 考虑到灾区物资紧缺，现金用处不大，我们多半会根据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异地用现金购买灾民迫切需要的物资运至当地进行发放。为了准确把握受灾信息，韩寒、李海鹏、宋石男、王老板、罗永浩和黄斌（牛博网CTO）等人会尽快赶到四川灾区前线实地了解情况（如果没有意外，会在5月14日下午抵达成都），并指挥留在后方的其他组织者调度资金和物资。

2. 万一我们的捐款活动被“爱护”我们的“有关部门”“叫停”，请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抱怨，不要为了“左粪”“右粪”问题吵架骂娘，现在不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即便真有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大家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做实事，比如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_^。非常时期，希望大家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帮助幸存的灾民一起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能够同意这样一点：万一牛博网的活动被“叫停”，就把善款转给民政部门或是红十字协会，而不是退回去，道理我想不说大家也能明白。反对这样做的捐款者请务必在捐款时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注明，再次感谢。

3. 希望经验丰富、声誉良好的专业NGO组织跟我们联系合作，多谢！

4. 如果有公司愿意借机做善事并顺便宣传自己，也欢迎跟我们联系，多谢！

5. 如果有四川本地的牛博网友愿意为发放物资等具体活动担任义工，请在这里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 ，把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号码）给我们，多谢！

6.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计划考虑不够周全，请尽快给我们留言或是来信到juankuan2008@gmail.com提出批评和建议，多谢！ 

2008年5月13日 

又：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去灾区前线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理，不会使用善款，请大家放心 原

帖地址：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听了枣听的[永不放弃特刊]，情绪挺低落的，除了捐点钱，为灾区的人们也做不了什么。

所有的祝福、祈祷、愿望，也抵不过亲自到救灾第一线，在废墟堆里把同胞救出来。

枣听特刊：永不放弃A   永不放弃B   

刚才在新浪看关于这次地震的图片，看的人怒火中烧，忍不住又想骂人了。人命关天啊，四川汶川那边房子都塌了，死人了，出了人命了，成千成千的人丢了性命了，上万的人受伤了，流血了，伤员需要救治，需要医护人员，十万火急啊。看看我们的救援队伍干什么呢，还不着急不着慌的给自己祈祷呢，表决心呢，我TMD就CAO了，还不着急呢，那是同胞啊。

想起前两天，王老板跳着脚跟人家喊，爱国没错。我说爱国是不是要先爱自己啊，这国，遇到困难了都不能及时帮上你一把，还谈什么爱国啊，有什么用啊。

再看看这样的新闻：奥组委:地震不影响火炬传递 北京和中国都很安全

今天是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福建龙岩的奥运圣火传递依然进行了。看了这样的新闻，你不觉的心寒么。

这是两码事，但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毁灭了所有的建筑，损失惨重，一个花了七年的时间，动用无数人力、物力、财力，修建了体育场，其间，老百姓忍受了物价飞涨，无数关系到社会民生的问题被忽视和冷处理。

地震了，距离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的时候。

不用说，伤亡肯定很惨重。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的了。希望失去亲人的同胞能振作起来。